李榭熙
摘要
殉道是所有三个一神宗教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利用倪柝声（Watchman Nee，1903–1972）的故事，探讨了殉道在中国基督新教中的意义。当东亚国家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时，一些政府往往认为基督教具有颠覆性，并调动官方资源来边缘化、迫害、摧毁本地基督教团体。倪柝声在20世纪初创立了一个本土基督新教运动，1952年被捕，1972年死于一座劳改营。他的故事揭示了他在召唤基督教先验理念以反对国家的反宗教措施，将受迫害的痛苦经历重塑为精神斗争等方面付出的不懈努力。即使在最令人沮丧的情形下，他也在狱友间建立了新的互助网络。他在狱墙内外对国家的蔑视极大地塑造了当今中国政教关系的动态。全世界的新教徒为发展与反基督教势力进行谈判的新模式时，都经常会提到倪柝声这样的殉道者。
如解析透镜一样的殉道
本文探讨了倪柝声的殉道经历。他创立了基督徒聚会处，亦称 “小群”，一个在现代中国的本土新教运动。倪柝声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中国教会领袖，1952年被捕，1972年死于劳改营。他的悲剧故事将政教冲突重塑为一场精神和道德的斗争，治愈了受迫害基督徒的情感创伤，鼓舞他们捍卫自己的信仰。
从主题上讲，倪柝声的殉道彰显了中国回忆录作品的复杂性。在改革时代，大量的个人回忆录回顾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其中包括杨瑞（Rae Yang）对她作为红卫兵的经历的反思，以及Harry Wu对他在劳改营中痛苦经历的感人描述（Yang 1998；Wu和Wakeman 1994）。这些回忆录被广泛称为“wounded literature”（伤痕文学），它提供了一种治愈政治动荡所带来的心理创伤的慰藉。与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的创伤相似，像倪柝声这样的中国基督教殉道者的叙述既揭示了基督教徒作为个体的生活经历，也揭示了他们对极权国家的持续反抗。与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一样，中国基督徒决定重申他们自己长期以来被共产党官方所撰写的西方帝国主义史所淹没的声音。当他们解读监狱苦难的记忆时，他们将它从一段痛苦的受难经历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幸存体验，并试图获得灵性慰藉的神学洞见。他们深入研究他们痛苦的过去，寻求关于自我和民族的新意义以及基督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虽然许多国家都首创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解决政权过渡的后遗症，但这些基督教的反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人视角来看待多元化方式和镇压方式在讲述真相时的差异 。1
就主要资料来源而言，中国国家、省、市公安局尚未公布倪柝声的卷宗。这项研究不得不依赖于他的狱友吴友琦的叙述。这些目击者的陈述（Wu，2014）必须十分谨慎地使用。其理想化传记叙述方式是有问题的，这些陈述把倪柝声描绘成拒绝向反基督教官员妥协并为信仰献身的教会领袖的杰出榜样。这些教会领袖的反抗行为表现出对天主的绝对服从，而非对毛主席的服从。这种胜利即位及向共产主义统治者证明无罪的形象代表了精神战胜肉体的胜利，并将殉道（一定程度上是对基督受难的模仿）作为基督教的义务和基本原则。本文从概述倪柝声的生平入手，探讨了他在1949年前对殉道的理解。然后讨论了他在监狱和劳改营中支撑自己的一系列神学资源，以及小群成员用来保持记忆鲜活的跨国机制。
倪柝声的故事
倪柝声出生于1903年，成长于一个第三代圣公会家庭。1920年在福州圣公会管理的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他在余慈度（Dora Yu, 1873-1931）主持的一次会议上经历了情感上的皈依。余慈度曾在1900年代和1910年代在中国新教徒中主持奋兴集会，并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圣经学习和祈祷室，教妇女传福音的技能。倪柝声皈依后便离开圣公会学校去上海和余慈度一起工作。1920年，17岁的他决定成为一名全职福音使命者。1923年，他与和受恩（Margaret E.Barber，1860-1930）一起学习圣经。和受恩是来自英国的圣公会传教士，她于1899年来到福州，在教会学校教书七年后回国。1911年，清朝被推翻的那一年，和受恩受到弟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t）的影响，回到了中国，在福州东南创办了一所圣经学校。她还向倪柝声介绍了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的思想和组织。
圣经原始主义的传播促进了小群的成长。倪柝声赞同约翰·纳尔逊·达秘（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的时期分配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人类历史被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代表着天主救赎计划的不同阶段。受时期分配理论的两个信条的启发，即圣灵授权和严格遵守圣经，倪柝声借鉴弟兄会的著作来阐述他的教会学。他对圣公会和其他教派的等级制度不满，因此拒绝了牧师职位，因为他觉得牧师的职位阻碍了信徒与天主的交流。他呼吁回归原始基督教，他敦促基督徒当好有灵性的基督身体，摆脱传教士的控制。 他实施多重长老制，否认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区别，并围绕主的晚餐组织礼拜（Lee，2005；Woodbridge，2019）。
通过将圣经原始主义与现代商业实践和印刷技术相结合，倪柝声吸引了沿海城市富有和受过教育的追随者，小群迅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很多的中国基督徒离开他们的教派加入了小群，以至于福州的新教传教士经常指责小群“偷羊”。到1949年，小群的追随者估计多达7万人。共产党当局对小群的迅速发展持怀疑态度，并暗中策划对付倪柝声。1950年，共产党动员中国新教徒支持三自爱国运动。最初，包括倪柝声在内的许多小群领袖都认为共产主义对新教的态度会像对待三自爱国运动一样，是合作而非对抗。但是看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共产党驱逐外国传教士并干涉教会灵性事务的政策，他们抵制了三自爱国运动。政府随后转而反对倪柝声，以削弱信徒对他的信任，并从内部控制小群。1952年，倪柝声被关进看守所。1956年，他被判15年，并被带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这里也关押着天主教龚品梅主教（Ignatius Gong）、耶稣会神父George Bernard Wong、其他小群领袖和女性异议人士林昭（Mariani，2011；Lee，2017；Lian，2018）。
20世纪50年代中期，监狱监管人员发现了倪柝声的双语能力，指派他将技术手册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不做体力劳动。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国家会利用掌握双语知识的囚犯从事具体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倪柝声被监狱当局任命为牢房里的组长，监督囚犯完成每日的工作定额。尽管这种优待随时可能被剥夺，但这种特权使他成为一名特殊囚犯，免受暴力罪犯的骚扰。1960年，倪柝声相识并结交了一位狱友吴友琦。1969年底，两人都被送到安徽省北部的一个劳改营。倪柝声在营地经常受到公开羞辱。尽管存在敌意，倪柝声还是与吴友琦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和圣经知识。这些谈话鼓舞了吴友琦认真对待基督教。有一次，倪柝声请求吴友琦在获释后与其他小群基督徒取得联系。当他们的友谊越来越牢固时，倪柝声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因为他患有心脏病和慢性胃病。1972年5月30日，他在牢房里孤独离世，享年69岁。据称，在他去世那天，他在枕头下留下了一张字条。他的侄女后来在他的物品中发现了这张字条，上面写着：
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他为赎罪而死，三天后复活。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真理。我死是因为我信仰基督（吴，2004，第143页）。
倪柝声留下的这张字条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从中国私带出去的，被他的追随者誉为一位垂死的殉道者深刻的神学声明。谁也想不到32年后，倪柝声的遗言会被发表，揭示他对基督教天主毫无保留的虔诚。在那痛苦而孤独的时刻，他欣然接纳了一位殉道者的死亡，并开始直面他的痛苦。
殉道的倪柝声
在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传统中，殉道被认为是信仰的最高形式，通过自我牺牲的行为来见证个人的信仰，至死不悔。殉道在基督徒中因其发育效果和神感效果而受到赞扬。殉道者不只是死，他们还激励同代人和后代跟随耶稣基督。倪柝声于1948年底和1949年初在福建省古蔺举办了两次领导力培训班，以解决其追随者殉道的问题。根据历史学家Paul Chang（2015）的观点，倪柝声的神学体现了“千年的愿景，即：通过将自己认同于基督之死，也为了那些因此而在永恒的新耶路撒冷与天主和基督同在的胜利者或‘得胜’之人，而取得对世界上的邪恶和磨难的灵性胜利。”他还恰当地指出，“伦理和实践是他们（倪柝声和见证者Lee）神学体系的核心，甚至这种基本的强调也可广义上被认为是中国式的，因为它更倾向于实践而不是纯理论。”（Chang，2015年）。
在构思殉道者叙事时，倪柝声提到了启示录2中士麦那的基督徒的叙述，并认为任何酷刑都可以克服，因为最终“生命的皇冠”会授予那些忍受苦难的人，且受难者终会被证明是无辜的。倪柝声写道：
信主的人，无论何时遭到迫害，都要谨守主的话，忠心至死，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天主的要求无非就是我们的生命（《倪柝声作品选集》第51章：“殉道”）。
倪柝声意识到反基督教的强烈迫害，首先是言语攻击，然后是酷刑和监禁，他断言殉道构成了天主和撒旦之间宇宙斗争的一部分。在领导力培训班上，他避免攻击共产党人，并重申不参与政治立场：
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保持他的地位。他从来没有当过执法者。他从未试图执行任何法律，无论是民事的还是刑事的……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接触过政治。他在世的时候，许多犹太人愿意为他而死，只要他愿意做他们的王。但我们的主不是他们的王。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改革政治体制或拯救犹太民族的权力。他在世上的目的是拯救罪人。他的作用是灵性的，而非世俗的；它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应成为政治计划的牺牲品。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提升神的天国之重要性（《倪柝声作品集》第49章“基督徒和他的国家”）。
他的言论中没有任何表明基督徒应该反对政府的内容，即使面对迫害和死亡的威胁。他认为殉道是一种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并且指出：在殉道的精神下，为基督而死是日常门徒训练的一部分。1972年，当倪柝声去世的消息传到香港和英国的教堂时，海外华人和英国基督教徒决定翻译他的灵性著作，使他的灵性遗产永存。1973年，金弥耳（Angus Kinnear）出版了著名的传记《中流砥柱—倪柝声传》，用以回忆和保存这位灵性巨人的人生经历。
为了默观的教训
对于各派神学的中国基督徒来说，毛主义国家只会给他们制造麻烦。尽管其世俗取向，毛主义却通过发展完备的神学而显示了许多宗教装饰品，它要求公民无条件的忠诚，拒绝和基督教妥协。共产党的监狱当局肩负着把基督教囚犯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公民的任务，依靠严厉而残酷的审讯手段，将囚犯的宗教信仰重塑为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倪柝声无法改变敌对的现实，但他对基督教的虔诚培养出了他坚持异议的精神，这给他提供了一个神学框架，让他得以开辟一个有限的精神空间，得到灵性的授权。他着手孤独中敛心默祷的实践，获得了一个神圣的沉默时刻，把注意力凝聚在天主身上。遵循这种虔诚的实践体现了一种自我否定的感觉，放弃了个人的野心，欢迎天主的到来，让其居住在你的灵魂之中。这一经历突出了一种有历史根基的灵修的特征，这种灵修在中国作为一种反抗的神学或苦难的福音而出现。倪柝声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在受迫害期间慢慢体会作为一个忠实的基督徒的精髓的过程。
倪柝声殉道故事的流传，让人们对中国教会的历史反思有了更深的了解。根据Elizabeth A.Castelli（2004年）的观点，宗教迫害的残酷性必须注入新的见解，以便读者能够体会到殉道的道德教训。因此，关于谁的正义感将占上风则成为了讨论的核心。虽然中国教会把殉道史视为与基督的劝诫一致的灵性注释，但他们解读殉道的方式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环境。随着人们对毛主义时期政治运动的记忆逐渐淡化，大多数幸存的宗教犯都没有攻击三自爱国运动。然而，未登记的会众仍然反对国家干预教会的灵性事务。记住受迫害的经历是基督徒缅怀那些殉道者的最重要方式，他们以这种方式缅怀殉道者和曾鼓舞了他们的事件。关于所遭受的痛苦的描述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但是在这些描述中对复苏的信仰的了解则不会改变。
归根结底，倪柝声的故事需要我们探索重新想象无望局面的新模式，不忽视迫害的暴力，拓宽我们对摆在中国基督教信徒面前的有限选择的看法。尽管倪柝声无意挑衅一党制，但他的努力体现了宗教蔑视，号召人们遵从良心，从而为我们在新世纪反思历史提供丰富的资源。
1 德国、南非和韩国的例子表明，追求过渡正义需要的不仅仅是司法程序（Welsh，2006；Hanley，2016；Kesserling，2016）。这些国家首创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调查之前的人权侵犯案件，巩固重建的法治，并教育后代了解历史上的不公正。
李榭熙，美国纽约市佩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及全球亚洲研究院院长
Translated by 翻译: Yang Hengda 杨恒达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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